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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后人尊敬的李将军,有名将之称而无良将之实。更准确地说,李广是一个怀有精湛武功与异常勇敢的冲锋陷阵的个体性的勇士,而并没有指挥千军万马、攻城破敌的大将之才。
一、李广实无大将之才
李广出身于一个将军世家:“其先曰李信,秦时为将,逐得燕太子丹者也。故槐里,徙成纪。广家世世射。”
李广受家庭熏陶,年青时即精通骑射,“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,用善骑射,杀首虏多,为汉中郎。”后来,“尝从行,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,而文帝曰:惜乎!子不遇时!如令子当高帝时,万户侯岂足道哉!”汉文帝的这几句话,常常令后人感慨不已,以为李将军真的生不逢时,每每在词章中驱使。如司马贞《索隐述赞》云:“嚋臂善射,实负其能。解鞍却敌,圆阵摧锋。边郡屡守,大军再从。失道见斥,数奇不封。惜哉名将,天下无双!”陆游《赠刘改之》:“李广不生楚汉间,封侯万户宜其难。”又如刘克庄《沁园春·梦孚若》:“使李将军,遇高皇帝,万户侯何足道哉!”都以为李将军有封万户侯,甚而比肩张良、韩信等汉初诸将之才具,实则大谬不然。李广既无张良“运筹帷幄,决胜千里之外”的谋将之策,又无韩信“连百万之军,战必胜,攻必取”的大将之才。
综观自言“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”的李广实在是是少有胜仗,有的只是个人骁勇的战例和事迹,“尝为陇西、北地、雁门、代郡、云中太守,皆以力战为名。”但却并无大的战功。
有的只是个人神勇之事。如广为后世传颂的“将军夜引弓,没镞石林中”:“广出猎,见草中石,以为虎而射之,中石没镞。视之,石也。”
再如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中详写的李广救中贵人一事:
匈奴大入上郡,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。中贵人将骑数十纵,见匈奴三人,与战。三人还射,伤中贵人,杀其骑且尽。中贵人走广。广曰:“是必射雕者也。”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。三人亡马步行,行数十里。广令其骑张左右翼,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,杀其二人,生得一人,果匈奴射雕者也。已缚之上马,望匈奴有数千骑,见广,以为诱骑,皆惊,上山陈。广之百骑皆大恐,欲驰还走。广曰:“吾去大军数十里,今如此以百骑走,匈奴追射我立尽。今我留,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之,必不敢击我。”广令诸骑曰:“前!”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,止,令曰:“皆下马解鞍!”其骑曰:“虏多且近,即有急,柰何?”广曰:“彼虏以我为走,今皆解鞍以示不走,用坚其意。”于是胡骑遂不敢击。有白马将出护其兵,李广上马与十余骑礶射杀胡白马将,而复还至其骑中,解鞍,令士皆纵马卧。是时会暮,胡兵终怪之,不敢击。夜半时,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,胡皆引兵而去。平旦,李广乃归其大军。大军不知广所之,故弗从。
人们常常赞颂李广率百骑从匈奴数千骑眼皮底下脱险的急智。实际上,李广身为一军之将,竟然置大军于不顾,率百骑为追杀三名匈奴军而遭大敌,险些被擒杀,本身就是大不智。而“大军不知广所之,故弗从”,则更可见李广带兵治军的疏怠。《李将军列传》中比较了李广与当时另一名将程不识的治军之异:
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太守将军屯。及出击胡,而广行无部伍行陈,就善水草屯,舍止,人人自便,不击刀斗以自卫,莫府省约文书籍事,然亦远斥候,未尝遇害。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,击刀斗,士吏治军簿至明,军不得休息,然亦未尝遇害。不识曰:“李广军极简易,然虏卒犯之,无以禁也;而其士卒亦佚乐,咸乐为之死。我军虽烦扰,然虏亦不得犯我。”
李广治军“广行无部伍行陈,就善水草屯,舍止,从自便,不击刁斗以自卫,莫府省约文书籍事。”仅仅凭着“远斥候”才“未尝遇害”。程不识则治军严整。这个比较,司马迁当然不是想说李广治军之疏怠,而是想说明李广治军的别具一格,想通过诉说李广与士卒同甘共苦,不摆长官威风,“其士卒亦佚乐,咸乐为之死”来说明李广爱护和体恤士卒。然而,实际上正因为李广治军不严,防范不严,计划不周,使军队成了一批“乌合之众”。虽然士卒也甘愿为之死战,但无疑长此一来军队整体战斗力大为削弱,容易被敌人袭破。程不识说:“李广军极简易,然虏卒犯之,无以禁。”正中李广带兵之弊。偏偏李广又“自负其能”,往往欲凭借个人的骁勇善战,希冀以少胜多,终于导致一次又一次的失利。大败于雁门关外:
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载:
其后四岁,按,时在武帝元光六年(前129年)。广以卫尉为将军,出雁门击匈奴,匈奴兵多,破败广军。生得广。单于素闻广贤,令曰:得李广必生致之。胡骑得病,置广两马间,络而盛卧广。行十余里,广详死,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,广暂腾而上胡儿马,因推堕儿,取其弓,鞭马南弛数十里,复得其余军,因引而入塞。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,广行取胡儿弓,射杀追骑,以故得脱。于是至汉,汉下广吏。吏当广所失亡多,为虏所生得,当斩,赎为庶人。
后人读到此处,不仅不怪李广之破敌不力,反而盛赏李广之逃险有勇有智。殊不知,这些正表现了李广仅有匹夫之勇,实无挥师千万、攻城破敌的将才。打个比方,某造纸厂因平时疏于管理,发生火灾,厂里领导积极组织救火,尽量地减少损失。而舆论也大力宣传该厂领导组织救火,尽力减少损失的“英雄”事迹。反而无人追究这种火灾本是平时疏于管理造成的,本是可以避免的。本来是他的失职,反倒成全他的英雄之名了。李广上郡救中贵人事、雁门被擒佯死逃生事,均类乎此。读者沉于司马迁的同情感慨笔意中,而忘却了主人公实实在在的面貌,千百年来的叹李赞李之作大概亦系因于此了。
二、李广并非仁德之将
本来,衡量一名将军,作一般道德价值判断并不是妥洽的事情。仁德不仁德并不是作为将军重要的指标,关键还在于军事上的成就与意义。但人们总是从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中某些段落赞赏李广的“体恤士兵,热爱人民的品质”。如:“广廉,得赏赐辄分其麾下,饮食与士共之。终广之身,为二千石四十余年,家无余财,终不言家产事。”“广之将兵,乏绝之处,见水,士卒不尽饮,广不近水;士卒不尽食,广不尝食。宽缓不苛,士以此爱乐为用。”还说李广“引刀自刭”后,“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,百姓闻之,知与不知,无老壮皆为垂涕”,由此很容易引得一些读者或听者的同情与感情与感慨,以为李广就真的是位仁德之将。但是,当我们稍稍冷静地体察全传,便可发现,进而惊讶,这一位“饮食与士卒共之”的李将军并非人们所想象的一个仁德之将。且看:
(广)尝夜从一骑出,从人田间饮,还至霸陵亭,霸陵尉醉,呵止广,广骑曰:故李将军。尉曰:今将军尚不得夜行,何乃故也!止广宿亭下。居无何,匈奴入杀辽西太守,败韩将军,韩将军后徙右北平。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。广即请霸陵尉与,至军斩之。”
且不说霸陵尉的实在是醉酒不知,冒犯斗狠,就算是真的得罪了李将军,也并非十恶不赦,而李将军却因睚眦之仇以斩杀相报,实在不是君子所为,哪里还谈得上甚么仁德!这比起当时另一名将韩安国来简直有天壤之别。《史记·韩安国传》载:
其后安国坐法抵罪,蒙狱吏田甲辱安国。安国曰:死灰独不复燃乎?田甲曰:然即溺之。居无何,梁内史缺,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使,起徙中为二千石。田甲亡走。安国曰:甲不就官,我灭而宗。甲因肉袒谢,安国笑曰:可溺矣!今等足与治乎?卒善遇之。
韩安国之大度与李广之偏狭适成鲜明对比。再如李广表示追悔的一件事:“吾尝为陇西守,羌尝反,吾诱而降。降者八百余人,吾诈而同日杀之。”这一诈杀已降的残暴行为,当时著名望气专家王朔即以“祸莫大于杀已降,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”相刺,难道千百年来的读者就一直视而未见么?知而不言,为尊者讳,怕坏了李将军千百年来受人仰慕的名头,以致掩没了李将军本来的面目。
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李将军“引刀自刭”了。这的确是一幕悲剧。但悲剧的主人公真的那么值得令人同情吗?我们想象,当时李广已六十余岁了,就算是对寿命普遍高于当时的现代人来说,也算是老了,何况在那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公元前!而对一个要拼杀疆场的将军来说,就更是不得不说确实太老了!因此,在以大将军卫青为统帅的同匈奴决定性的大战中,年老体衰的李广不能作为主力,不能放在最重要的地位,确乎是势在必行。这是符合艰苦卓绝战争需要的明智之举。而李广却求战心切,企图建不世之功,不听号令,“广不谢而起行,意甚愠怒而就部,引兵与左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。军之导或失道,后大将军”,致使大将军与单于接战痛失良机,“单于遁走,弗能得而还”。作为一名军人,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,不能因一己之私念而坏国家之大事。李广正有失于此。触犯了国法军纪,追查责任,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,李广的失职犯法,也理所当然要追查。终于,李广“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,遂引刀自刭”。
三、李广亦非怀才不遇
综观李广一生,不能说是生不逢时,怀才不遇。他也多有建功立业的机会。而且李广曾有与卫青等人各领万骑,独任一面,受到武帝信重,充分展示将才的重大机会。可是李广却被打得大败,而且被生擒,只是凭一时之急智,才得逃回。“自马邑军后五岁之秋,汉使四将各万骑击胡关市下。将军卫青出上谷,至龙城,得胡首虏七百人。公孙贺出云中,无所得。公孙敖出代郡,为胡所败七千。李广出雁门,为胡所败,匈奴生得广,广道亡归。汉囚敖、广,敖、广赎为庶人。”(《汉书·匈奴传》)后来,“元朔六年(前123年),广复为后将军,从大将军卫青军出定襄,击匈奴。诸将多中首虏率,以功为侯者,而广军无功。”可见李广的机会实在不少。
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,始于武帝元光六年(公元前129年),共历时三、四十年之久,其中又可以取得漠北决战胜利为标志,在这一时期内,汉军曾对匈奴展开三次重大反击作战,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,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匈奴的南下骚扰问题。这三次战略反击,分别是河南、漠南之战、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。李广自言“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”,可谓久经沙场之老将。而且李广亲历了汉匈战争中最为重要的三大战役,但实在是建功不多,值得称道的重大军事成就几乎没有。最后还因违反军纪,延误战机,而落得“引刀自刭”的悲惨结局。
《汉书·匈奴传》载:自马邑军后五岁之秋,汉使四将各万骑击胡关市下。将军卫青出上谷,至龙城,得胡首虏七百人。公孙贺出云中,无所得。公孙敖出代郡,为胡所败七千。李广出雁门,为胡所败,匈奴生得广,广道亡归。汉囚敖、广,敖、广赎为庶人。其冬,匈奴数千人盗边,渔阳尤甚。汉使将军韩安国屯渔阳备胡。其明年秋,匈奴二万骑入汉,杀辽西太守,略二千余人。又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,围将军安国。安国时千余骑亦且尽,会燕救之,至,匈奴乃去,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。于是汉使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,李息出代郡,击胡,得首虏数千。其明年,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,击胡之楼烦、白羊王子河南,得胡首虏数千,羊百余万。于是汉遂取河南地,筑朔方,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,因河而为固。汉亦弃上谷之斗辟县造阳地以予胡。是岁,元朔二年也。
汉武帝元朔元年(前128年)秋,匈奴入杀辽西太守,败韩安国军,事见《史记·韩长孺列传》、《匈奴列传》及《汉书·武帝纪》,事在武帝元朔元年(前128年)秋,时韩安国驻守渔阳(今北京密云县西南)。之后,韩将军徙右北平死。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。 “居顷之,石建卒,于是上召广代建为郎中令。”按,石建卒年,《万石君列传》不载。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系“李广为郎中令”在元朔六年,则建卒年当在此年。可见,李广为右北平太守时在元朔元年至元朔六年,即前128年至前123年的六年间,也即在汉匈河南、漠南之战时期内。
元朔二年(前127年),匈奴骑兵进犯上谷(今河北怀来东南)、渔阳(今北京密云西南)等地。汉武帝实施反击,派遣年青将领卫青率大军进攻为匈奴所盘踞的河南地。卫青引兵北上,出云中,沿黄河西进,对占据河套及其以南地区的匈奴楼烦王、白羊王所部进行突袭,全部收复了河南地。此役抽掉了匈奴进犯中原的跳板,解除了其对长安的威胁,并为汉军建立了一个战略进攻的基地。匈奴贵族不甘心失去河南这一战略要地,数次出兵袭扰朔方,企图夺回河南地区。汉武帝于是决定反击,发起了漠南之战,时在元朔五年(前124年)春。卫青率军出朔方,进入漠南,反击匈奴右贤王;李息等人出兵右北平(今内蒙古宁城西南),牵制单于、左贤王,策应卫青主力军的行动。卫青长途奔袭,突袭右贤王的王廷,打得其措手不及,狼狈北逃。此役胜利,进一步巩固了朔方要地,彻底消除了匈奴对京师长安的直接威胁,并将匈奴左右两部切断,以便分而制之。次年(前123年)二月和四月,新任大将军的卫青两度率骑兵出定襄(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),前后歼灭匈奴军队一万多人,扩大了对匈奴作战的战果,迫使匈奴主力退却漠北一带,远离汉境。
司马迁叙写李广声威,“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。广居右北平,匈奴闻之,号曰“汉之飞将军”,避之数岁,不敢入右北平。”实际上,司马迁的这种褒扬,完全是一种虚美之词。李广为右北平太守的几年,正当汉武帝发起的反击匈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役,即持续数年的河南、漠南之战。在这次战役中,李广自始至终不在主战场上。虽然此役之起,在于匈奴骑兵进犯上谷(今河北怀来东南)、渔阳(今北京密云西南)等地。但汉军大规模的反击一开始便以永久性地解除京畿地区的压力,保障京畿地区的安全,进而获得战略进攻的主动权这一战略目标为行动方针,故而汉军专力于靠近京畿地区的西线战场,而以部分兵力固守东线,牵制匈奴兵力。而且汉武帝时期汉匈战争之重心自始至终不在东线,而在西线。李广担任的是牵制匈奴军力,策应汉军主力作战的作用。匈奴亦不以东线为主要进攻方向。而匈奴失守河南地后,多次力图恢复,不断袭扰朔方等地。汉军亦拼力保护,企图长久获得战略进攻之要地。故而汉匈随后战争的主战场交织在太行山以西的西线之河南、漠南一带,“其后匈奴比岁入代郡、雁门、定襄、上郡、朔方,所杀略甚众。”(《汉书·卫青霍去病列传》)东线之右北平并非双方争夺的重点,双方于此发生的战役稀少,规模也不大。因此司马迁所谓“广居右北平,匈奴闻之,号曰汉之飞将军,避之数岁,不敢入右北平”云云,褒表李广之威赫,不过虚美之词耳。
“居顷之,石建卒,于是上召广代建为郎中令。元朔六年(前123年),广复为后将军,从大将军卫青军出定襄,击匈奴。诸将多中首虏率,以功为侯者,而广军无功。”
元狩二年(前121年),汉武帝发起了汉匈战争中有名的河西之战。河西即现在甘肃的武威、张掖、酒泉等地,它为内地至西域的通路,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。这时它仍在匈奴的控制之下,对汉朝的侧翼构成威胁。汉廷为了打通通西域的道路和巩固西部京畿地区,遂决定展开河西之役。为此,组织强大的骑兵部队,委派青年将领霍去病出征河西匈奴军。元狩二年(前121年)三月,霍去病率精骑万人出陇西,越乌鞘岭,进击河西走廊的匈奴。他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法,长驱直入,在短短的6天内连破匈奴五王国。接着翻越焉支山(今甘肃山丹大黄山)千余里,与匈奴军鏖战于皋兰山下,连战皆捷,歼敌近9000人,斩杀匈奴名王数人,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、都尉多人,凯旋而还。同年夏天,汉武帝为了彻底聚歼河西匈奴军,再次命令霍去病统军出击。为了防止东北方向的匈奴左贤王部乘机进攻,他又让张骞、李广等人率偏师出右北平,攻打左贤王,以策应霍去病主力的行动。霍去病率精骑数万出北地郡,绕道河西走廊之北,迂回纵深达1000多公里,远出敌后,由西北向东南出击,以秋风扫落叶之势,大破匈奴各部,在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黑河(今弱水上游)流域与河西匈奴主力展开决战,杀敌3万余人,取得决定性胜利。是役,霍去病共俘获匈奴名王5人及王母、王子、相国、将军等百余人,收降匈奴浑邪王部众4万,全部占领河西走廊地区。汉廷在那里设置武威、酒泉、张掖、敦煌四郡,移民实边戍守生产。河西之战,给河西地区的匈奴军以歼灭性打击,使汉朝统治延伸到这一地区,打通了汉通西域的道路,实现了“断匈奴右臂”的战略目标,为进一步大规模反击匈奴提供了可能。
而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载:
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,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,异道。行可数百里,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,广军士皆恐,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。敢独与数十骑驰,直贯胡骑,出其左右而还,告广曰:“胡虏易与耳。”军士乃安。广为圜陈外向,胡急击之,矢下如雨。汉兵死者过半,汉矢且尽。广乃令士持满毋发,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,杀数人,胡虏益解。会日暮,吏士皆无人色,而广意气自如,益治军。军中自是服其勇也。明日,复力战,而博望侯军亦至,匈奴军乃解去。汉军罢,弗能追。是时广军几没,罢归。汉法,博望侯留迟后期,当死,赎为庶人。广军功自如,无赏。
在这次河西之战中,霍去病战果辉煌,而李广则仍然是损兵折将,功过相抵,未得奖赏。可见汉武帝给予了李广一次又一次的机会,可是李广偏偏不能有任何重大战功,屡战屡败。一次又一次的机会,换来的是接二连三的失利与耻辱。后人常常叹李广生不逢时,怀才不遇,果生不逢时耶?果怀才不遇耶?司马迁于汉匈战争中军功最著的卫、霍二人殊无真诚赞誉由衷敬佩之词,倒是私心以为卫、霍出于外戚,其功亦出于侥幸。卫、霍诚出外戚,然其功果侥幸耶?
元狩四年(前119年)春,大将军卫青、骠骑将军霍去病各领五万骑,步兵从者数十万,霍去病出代郡,卫青出定襄击匈奴。此役即汉匈战争中最为显赫最具有决定性的漠北之战。李广得罪于斯役。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载:
广数自请行。天子以为老,弗许;良久乃许之,以为前将军。是岁,元狩四年也。
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,既出塞,青捕虏知单于所居,乃自以精兵走之,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,出东道。东道少回远,而大军行水草少,其势不屯行。广自请曰:“臣部为前将军,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,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,今乃一得当单于,臣愿居前,先死单于。”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,以为李广老,数奇,毋令当单于,恐不得所欲。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,为中将军从大将军,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,故徙前将军广。广时知之,固自辞于大将军。大将军不听,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,曰:“急诣部,如书。”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,意甚愠怒而就部,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。军亡导,或失道,后大将军。大将军与单于接战,单于遁走,弗能得而还。南绝幕,遇前将军、右将军。广已见大将军,还入军。大将军使长史持糒醪遗广,因问广、食其失道状,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。广未对,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。广曰:“诸校尉无罪,乃我自失道。吾今自上簿。”至莫府,广谓其麾下曰;“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,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,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,而又迷失道,岂非天哉!且广年六十余矣,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。”遂引刀自刭。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。百姓闻之,知与不知,无老壮皆为垂涕。而右将军独下吏,当死,赎为庶人。
人们常常叹息李广生不逢时、受人排挤压抑的坎坷遭迹,却几乎没谁真正了解这位将军来说实在是太多了的感伤和仰慕,这也算是一个习焉不察的历史误会吧。这个误会当然是司马迁造成的。司马迁忍耻苟活,发愤著述,一腔心思、满腹牢骚都贯穿书中。由于史家的素质和个人的遭际,他对刘汉王朝有许多不满和怨忿,故而《史记》中时时可见强烈个人色彩的撰述和评判。他同情失败的英雄,放逐的臣子,带悲剧色彩的人物。屈原、项羽、韩信、贾谊、李广等等,这些人的传记成为《史记》人物传记中最为出色的篇章,洋溢着一种深深的敬惋。相反,他对那些成功的了人物如汉高祖刘邦、卫青、霍去病却别有一种冷峻挑剔的目光,别有一种不以为然的讥刺。如对于汉匈战争中功勋最为卓著的卫霍就殊少由衷赞佩之词,而私心以为出于侥幸。相对感人至深的《李将军列传》而言,记录卫霍二人之《卫将军骠骑列传》就极显平庸,论者甚至有谓“不值一钱”的。传记的这种出彩与沉晦的鲜明对比,直接导源于作者司马迁的个人情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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